胡可明

毛主席是第一位喊出“人民万岁”的世纪伟人。他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一生奋斗不止。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把人民的生活咸淡始终挂在心间，先后多次为人民的食盐丰歉作出重要指示，每每都产生重大作用和历史性影响。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在1928年10月5日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一部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之“五  经济问题”中，就判断道：“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这个经济问题，事关红色政权根据地的存在与安危。“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1930年10月，时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毛主席用七八天时间在江西兴国调查了农户的食盐情况。江西历史上是官府划分的江苏淮盐销区，而淮盐量丰质高利厚，盐商乐于贩销，江西食盐向不断供。但因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与奸商作祟，一向自不产盐的江西此时食盐缺乏，质次价昂，百姓食盐极为困难，常因缺盐而淡食。只得“喂一头猪，喂到十二月，卖给人家，买油盐回来吃。”得出这个调查结论后，毛主席对百姓的淡食问题忧心忡忡。但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及红军困乏的经济条件，毛主席只能尽可能地作一些努力以缓解最困难农户的食盐问题，却在心中逐渐形成关于民生的深邃思想。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间，毛主席（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在“我们的经济政策”部分，他提出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我党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毛主席总结并肯定了闽浙赣边区“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还提出“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指当时中央苏区政府）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现在是异常需要的了。”毛主席在会议总结中（后一部分定名《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说到 “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提出柴米油盐等“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注意并解决了这些问题，“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盐巴这东西……当时却比金子贵极了……缺到一块钢洋（银元）买不到一两，甚至有钱无处买的地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苏维埃政府号召外逃的井户（井盐区盐井拥有者）、灶户（泛指井盐区煎盐人和硝、土盐煎制人）返回苏区经营食盐，予以税收优惠；军民协办，开发盐井；同时发动群众，熬制硝盐。“虽然硝盐质量差一些，但总算是解决了军民食盐问题。”

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时期，毛主席亦不忘人民群众的食盐问题。1942年12月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写道：“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盐是边区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很大一部分人民赖盐以交换外货，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工作人员赖盐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盐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故对于边区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毛主席十分重视边区盐业运销以促进边区经济，他分析道：“海盐杜绝，淮盐（江苏沿海生产）、晋盐减少，西南依靠川盐，西北及中原依靠宁夏、青海盐，我们边区的盐也就占了一个重要地位。”《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记载：毛主席1941年8月6日给谢觉哉（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内务部长兼秘书长）的信中说：“边区财政问题的决定点有二：一是‘发展经济’，二是‘平衡出入口’。而盐的外销，又是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转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就算平衡了出入口。”“据此以观今年的（食盐）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应当的。”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边区由党政正职干部领导，组建了县、区、乡、村四级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落实官督民运政策，发展边区经济，保证民需，保证军供。1943年统计，边区物资局和延安大学共运输了8260斤食盐。抗日战争期间，日寇大肆掠夺中国盐产，同时严密控制食盐运销；国民党反动派又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实施更加严密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及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食盐等生活物资极度匮乏。陕甘宁边区是落实了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平衡出入口”方针，得以基本解决食盐等生活物资供给，支持了抗日战争，直到取得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税务会议于1949年11月24日在北京召开，明确盐税是一个单独的税种，财政部设立盐务总局，负责全国的产盐和盐税征收。同年12月12日至26日全国城市供应会议，明确在中央贸易部组建12个专业公司，负责盐的产销。盐业产销分开的格局由此确定。1952年6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将盐务总局由财政部成建制划归轻工业部，其职责不变，但却标志了盐业管理从以财政税收为主，向以发展生产为主的重大转变。轻工业部管产盐，贸易部管销盐的分工模式执行后，出现了有些盐场运销不畅，甚而造成部分市场脱销和盐工生活困难。1953年8月24日轻工业部党组提出《关于全国盐务机构产销合一的意见》，得到中财委重视并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作出重要指示：“盐还是产销合一的好。”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财委于当年12月12日颁布了《关于盐业产销统一领导的决定》，轻工业部盐务总局于12月22日发出解决三个问题、推进产销合一的通知，轻工业部、商业部于12月31日又发出《为明确盐业产销统一领导后的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对产销合一后的盐业工作的领导、贸易部所属12个专业销盐公司财产的移交、产销组织的统一及调整等6大方面的问题作出具体安排。毛主席重要指示与这些文件精神的执行，对合理安排食盐产销、稳定食盐市场供应、保障全国人民食盐需求，以及发展盐业生产、改善盐工生活，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1950年1月20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全国盐务工作的决定》：“为了照顾财政需要，采取‘提高税额’与‘税不重征’的方针”，每担食盐税率由此前的30斤主粮价值提高到100斤（即食盐税额的“斤盐斤粮”标准）。税额的增加，盐价随之相应适度上涨。当时还未全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些不法私营盐商将提高盐税前已完税购买囤积的食盐，大量抛售，严重冲击了国营食盐运销，同时造成盐价爆发性不合理上涨，助长了私盐生产和偷漏盐税之风，减少了国家盐税收入。1950年6月6日，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发言中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今年夏征要减少，秋征也要减少一点。至于税率，我看在三五年内，一般的不提高，一部分可能略为降低一点。”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财委当年发出《减半征收盐税的决定》，调整了各盐区的食盐税率，达成了平抑食盐价格的效果，食盐产销与盐税稽征重归正轨。盐务总局后来在总结盐税征收工作时写道：“6月1日起盐税减半征收，（上半年的混乱局面）情况扭转，销量激增，税收不但未减少，相反的逐月均超额完成。”1950年盐税增收42.6%，1951年又比1950年增长26.02%,1952年又超1951年19.47%。

1950年8月召开的二届全国盐务会议，草拟了《关于执行大盐田收归国有的决定（草案）》《关于稳步进行部分盐场废场转业的决定（草案）》，获得政务院批准。大盐田收归国有促进了国有盐业的发展。《中国盐业史（近代 当代编）》写道：“例如淮北盐区，在没收官僚资本盐场的基础上，通过清理产权，又收购垣商滩田设施764份，实行租营、代营的151份，取消了2602份‘滩窝权’，组建了6个相当规模的国营盐场（注：台北、台南、方洋、灌西、灌东、新滩），滩田连片，统一规划调度，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和进行技术改造奠定了基础。”“还解决了一些不合理的陈规陋习。例如淮北盐场有所谓的‘滩窝权’，即灶户（产盐户）从垣商（亦称场商）手中买来的使用盐滩土地晒盐的权利，有了‘滩窝权’，才能开滩晒盐，并可世代相传。拥有‘滩窝权’的灶户，除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外，还可雇用一些工人。他们既受垣商的剥削，又剥削雇工。他们还可以将‘滩窝权’租给别人，坐收其利。对这样的小生产者，首先是宣传政策，同时妥善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吸收参加劳动的灶户为盐业固定职工，然后宣布取消。”（注：江苏海盐产区因淮河贯穿期间入海，淮河南称淮南盐场，产盐仍旧沿用传统的煎制方式；淮河北称淮北盐场，明朝嘉靖时即已实行海水入盐滩日晒制盐法。）

部分盐场废场转业，通过废除私滩野灶、废除半农半盐滩灶、极不具备废转条件的则暂时维持等三个步骤来进行。虽其出发点为产销平衡，但因执行中主观超越客观，加之1952年水、旱灾害频发，废转效果适得其反，盐的产能下降，且转业盐民生活困顿。毛主席在1953年1月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文件中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同年在他签发的《关于检查官僚主义和五多问题的通报》中指出：“政府的某些业务部门，在过去对于若干问题的规定，确有急躁冒进的错误……废除小盐田问题即是其中之一。”毛主席起草和签发的这两个文件，对于包括废转部分盐场在内的盐业生产重大决策的调整、优化、持续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纠偏、指导和推动作用。

1953年8月18日至9月8日，第五次全国盐务会议在京召开。轻工业部党组向国家计委、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情况时，第四次提出食盐必须“存盐一年，备荒半年”，获得批准。1955年食品工业部代管的国家储备盐107.67万吨(其中淮盐41.2万吨,储量最高)，确保了民食供应和国家财政收入。1956年春，毛主席听取34个部委办汇报工作，3月3日听取轻工业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龚饮冰、党组成员盐务总局局长张道吾《关于盐务工作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毛主席对我国丰富的盐资源表示很大兴趣。毛主席指示：“积累多的产品，国营多搞，我赞成。”这是毛主席第一次直接听取盐业的全面汇报，他的国营多产盐多储盐的指示，对广大盐业职工是巨大的鼓舞。特别是1956年7月2日，毛主席与政治局其他委员一起接见了全国盐业运销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并合影，让全国盐业职工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幸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主席发出“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全国各个行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产热潮。1970年3月到4月，江西省找到了大盐矿，一举结束了江西无盐的历史。1970年9月2日，正在江西庐山主持召开中央九届二中全会的毛主席接到江西找到大盐矿的喜讯后，即刻批示：“江西找到了大盐矿，储量19亿吨，可能还不止此数，印发全会各同志。”毛主席四十年前江西调查时为百姓无盐淡食忧心如焚，今朝一闻江西找到了大盐矿而欣喜万分，批示将江西找到大盐矿的喜讯印发全会，是让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分享这一重大幸事带来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