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佃来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她含辛茹苦一辈子，没给儿女们留下任何值钱的财物。现在唯一可见的就是被我大嫂收藏着的一个针线匾子。看到这虽历经沧桑但仍完好的针线匾，仿佛那些年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低着头聚精会神地一针一线给我们缝补衣服、给我们纳鞋底的镜头，还有母亲那总是带着微笑的慈祥面容就在我的眼前。那是一幅让我感动、让我永生难忘的人间最美的画面。

母亲的针线匾是从何而来的，已不得而知。不过从我记事起就有印象，家里有个直径在50厘米左右，圆形的，用柳条编织起来针线匾。它就像是个百宝箱，里面有取之不尽的小货物。有剪刀、锥子、顶针、线和用锡泊纸包裹着的几种型号的大针小针；有大小不一、颜色多样的钮扣；有花色多样的碎布丁和鞋样子鞋底；有量布用的木尺、捻麻绳的捻砣之类。总之，只要是做针线需要的，都装在里面。那些年母亲很少有一天不是挑灯密密缝的，针线活是她劳累了一天盐滩工作后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母亲是圩子里都很钦佩能吃苦、善持家的勤快人。除了上滩干活、做家务，那些年我们姊妹九个，一年四季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衣服几乎都是母亲自裁自剪，再一针一线缝起来的。小时候的我特别好动、好玩，常常弄得一身污泥一身伤，划破衣服更是常有的事。晚上下班回家的母亲看到我身上被撕破的衣服，便令我快快脱下来，左看右看见没有伤到皮肉，母亲才放心地笑骂着，在我光溜溜的屁股上轻轻地拍两下，然后默默地捧出针线匾，坐在灯下一针一线缝补起来。

过去商店里没有现成的衣服卖，我们的衣服多是买白土布染成藏青或黑色的然后再缝制成的，既便宜又结实耐穿。再有就是“大穿新，二穿旧，三穿破衲搭。”记得我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冬天都穿的红蓝格子棉袄，那是我姐姐穿过后我又接着穿的。我那时十多岁了还穿花棉袄，常遭同学笑话。

上小学时的那些冬天，每天晚饭过后，我和姐姐坐在灯下做作业，父亲在一旁抽着烟袋，母亲就坐在针线匾旁边，眯着眼睛做针线。母亲是文盲，可她有时还会抬起头来盯着我们的书本看看。她说看到我们的字写的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她就认为是好的是对的，这样她就放心了。其实这也是母亲一贯做人做事的准则。小小煤油灯暗暗的，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的风把灯头吹得摇摇晃晃。一颗黄豆粒大的灯头，发出昏暗模糊的光亮，有时，母亲的线穿不进针鼻，便叫我帮着穿，我一穿一个准，父亲叹息着年纪不铙人。

冬天的夜真冷，我们作业做完了，父亲在床上已鼾声如雷，母亲便叫我们先去睡，她还要再带一会晚。通常是我夜里醒来，发现母亲还在油灯下缝补衣服或者纳鞋底，母亲那一阵阵呼噜呼噜的纳鞋底的声音，曾是我们最好的催眠曲。

从小到大，我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层底布鞋。条件稍好点的人家，都买纳鞋底的鞋绳，省事省心。为了省钱，母亲总是自己用麻捻成绳（我曾经为母亲做过麻绳砣：将收集来的锡质牙膏皮在炭炉上熔化，立即将锡水倒进小鸡蛋壳里做成锡砣，再将筷子刻成的杆儿插进锡砣，锡砣凉了就可以拧麻绳了），纳成的鞋底看上去比较粗，但是穿在脚上的时候，一样地感到舒舒服服，我穿着它去上学，一样走出了人生路。

我喜欢看母亲纳鞋底，看多了，便掌握了母亲纳鞋底的习惯，每每开针前，母亲先在右手无名指上套上顶针，再把事先剪好的几层鞋骨子叠加在一起，用线把鞋糨子码整齐，然后才开始纳。

纳鞋底既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厚厚的鞋底，用针锥扎眼，由上而下，一锥一锥钉过来，又一针一针穿过去，母亲还要借助顶针上那密密麻麻的小圆孔，用力顶着针鼻子，使大半个针穿过鞋底，有时针拔不出，母亲还得用牙齿把嵌在里面的针拔出来。每纳一针，母亲总要付出辛勤的劳动，从她那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和面部的每一个表情，可以看出其艰难。每纳几针，母亲还会把针尖在头发间划两下，母亲说，那样针会更光滑，能省点力气。

母亲总是把纳好的鞋底一双双码在针线匾里，过些时候，母亲会让我数数有了几双，那样子是蛮让人兴奋的。因为，这意味着又要过年了。

鞋底纳完了，还要做鞋帮，最后将底与帮组合，成为完整的鞋，这是一个漫长的工程，但始终没有离开过母亲的那只针线匾。

母亲那段缝补过的岁月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如今，针线匾子已经彻底逝去，在新版的《新华字典》里，竟再也找不到“匾子”一词的注解。“慈母手中线，临行密密缝”，字典里没有“匾子”一词，但针线匾里那满满的母亲的温情永远没有离去。